疫苗皇帝的生财之道

疫苗皇帝的生财之道

• 来源:网络
• 更新日期:2020-06-12

摘要：“危机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从长生生物、到江苏延申，再到康泰生物，杜伟民的三场造富游戏如出一辙：

“危机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从长生生物、到江苏延申，再到康泰生物，杜伟民的三场造富游戏如出一辙：都是以极低的价格重组老牌疫苗国企，然后通过股权转让、冲击上市等方式牟取暴利。文章来源：华商韬略（ID：hstl8888），作者：杨凯。

近日，康泰生物实控人的杜伟民价值235亿元的天价离婚案引发热议。不过，重点不在于这笔分手费到底有多贵，而是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杜伟民为什么如此有钱？

从穷苦出身到百亿富豪，改变杜伟民命运的第一桶金，一直是个谜。

杜伟民出生在江西贫困山区的农民家庭。小时候读书的钱，一部分靠勤工俭学，一部分靠老师资助。

大学毕业后，杜伟民被分配到江西省卫生防疫站工作。直到1993年，他放弃铁饭碗，带着辛苦攒下的几百块钱下海，成为一名疫苗营销业务员。

“那个时候人年轻，非常能吃苦。最艰难的时候连5元钱的招待所都不舍得住。”他后来回忆说。

杜伟民所供职的，正是日后臭名昭著的长生生物。

在当时，手握甲肝、狂犬病疫苗的长生生物，是印钞机般的存在，无数人趋之若鹜。

靠着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杜伟民一路做到销售总监。

2001年，他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河南开封龙亭区卫生防疫站的副站长韩刚君。

二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公司（各占股50%），并以43.49万的价格获得了长生生物的0.68%的股权，成为公司的小股东。

随后，韩刚君又单独出资1932万元，买下长生生物30%的股权，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如今看来，这两笔交易疑点重重。

首先是价格低得离谱。2003年，长生生物的净利润高达1888.3万元。

其次，韩刚君的钱从哪里来？合作伙伴杜伟民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就在这笔隐晦的交易过后不久，更不可思议的交易来了：2003年，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拿出4000多万（这笔钱的来源也是个谜），要将长生生物私有化。

价格同样低得离谱，每股约合2.4元。后遭人举报低价贱卖国有资产，才把价格提高到2.7元每股。交易过后，高俊芳成为长生生物第三大股东。

2007年，第二大股东韩刚君也非常配合地把股权低价转让给了高俊芳，帮助后者完成私有化。

乍看之下，杜伟民在这场大戏中只是个小配角、路人甲，但就在高俊芳私有化长生生物的当口，2003年，杜伟民举家迁往加拿大，开始了悠哉的游学生活。

不过两年光景，杜伟民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同时期，他投资企业，出手也是动辄上千万，保守估计身家已经破亿。

难道靠的是工资么？

2003年，董事长高俊芳的年薪还不足6万元。

明面上看，2007年，杜伟民将合股公司持有的长生生物股权以54.74万元的价格转让。如果没有分红，杜伟民从中仅获利5万余元。

可是，杜伟民的大哥杜牛仔在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曾明确表示：杜伟民的第一桶金来自长生生物。

他如何获得了这桶金，外界不得而知。

可供参考的是，《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有知情者透露：杜伟民、韩刚君在长生任职期间，长生老板高俊芳曾为二人留下一个疫苗车间，让二人承包。

长生生物之后，远在加拿大的杜伟民便再度联手韩刚君，如法炮制地私有化了刚刚拿到狂犬病疫苗生产资质的常药延申。

这一次，兄弟二人成了主角。

目的也相当明确：登陆资本市场。

改组常药延申的价格同样是低得离谱。

重组期间：2003-2006年，延申生物的净利润总额高达8400万元，可重组估值只有2222万元。二人只花了2000万就拿下了90%的股权。

2006年，二人牵头重组常药延申，将其更名为江苏延申，分别占股34.5%，韩刚君担任董事长。

重组后，江苏延申业绩激增。2006年，第一大产品流感疫苗市场份额全国第一；2008年，第二大产品狂犬疫苗销量全国第四。

上市触手可及。2007年10月，杜伟民和韩刚君已经准备好了上市资料。可惜，一场假疫苗风波击碎了二人的上市梦。

不过杜伟民也没亏。他在风波前夕出让股权，获利过亿。

2007年，杜伟民卖掉加拿大的房产，放弃入籍，举家回国。

等待着他的是一笔大买卖。

2004年，身处加拿大的杜伟民，曾远程遥控设立了一家叫民海生物的公司。

这一回，他没有选择老伙计韩刚君，而是选择了一个更有“权势”的合作伙伴：郑海发（各出资250万元）。

在此之前，郑海发在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中检院前身，负责疫苗产品审批）工作了十余年，司职生物制品检定组组长，在疫苗界称得上权威专家。

借助郑海发的资源，民海生物先是获得了国家“十一五”863课题的百白破疫苗项目，后又独家引进国际疫苗巨头赛诺菲斯德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全套技术，从荷兰Intravacc公司引进脊灰灭活疫苗技术……几乎是予取予求。

不过，在成立的最初3年里，民海生物只是做了一些技术研发，没有一款产品面世。

与此同时，老牌乙肝疫苗巨头康泰生物正在积极尝试股改上市。

1992年，康泰生物由国家原材料投资公司、深圳广信、香港广信三家公司合资成立，各自持股三分之一。

后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上海华瑞、北京高新创投、湖南湘投、交大昂立5家国资背景企业介入股改，试图登陆资本市场。股改结束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以51%的股权实现控股。

可惜，2005年底，康泰生物冲击上市失败。理由是：产品结构过于单一。

这时候，杜伟民出场了。

2008年，康泰生物为完善产品结构提出重组方案，点名民海生物为重组对象。

重组方案可谓相当魔幻。

康泰生物增发1.82亿股，然后民海生物作价2.43亿元，以全部股权认购上述股份。

重组完成后，杜伟民没有支付一分钱现金就拿下了康泰生物38.75%的股权，成为公司实控人。

民海生物当时几乎是个空壳公司：自2004年成立至2008年4月重组评估期间，只有2006年实现营收8.5万元，其他年份均处于无营收状态。

公司净资产只有8230.77万元（重组前，杜伟民等人将注册资本增至1亿元），却给出了2.95亿元的超高估值。

而康泰生物在2004-2007年间累计实现盈利1.25亿元，净资产7.8亿元，负债率不足5%，是绝对的优质资产。

更奇怪的是，重组完成后，康泰生物五大原股东股权被稀释超过一半，非但没有怨言，反倒还纷纷以亏本价把剩余股权转让给杜伟民。

2009年7月2日，杜伟民成为康泰生物法定代表人，接任董事长一职。与此同时，5家国有法人股东开始陆续退场。

截止2011年2月，杜伟民获得了康泰生物85.32%的股权。

他付出的总成本只有3.68亿元（包括增资民海生物花费的7600万元）。

几个月后，杜伟民转让了部分股权。

价格设定也非常离谱。转让给一些神秘自然人时，是1.72元每股的超低价;转让给机构投资者，则是12元-15元不等的超高价。

这也是对的，21世纪最贵的就是人才嘛，低价一定是为了得到人才。

截止2012年底，杜伟民累计受让了康泰生物近20%的股权，套现约5.3亿元。

也就是说，经过一番左手倒右手的游戏，杜伟民在短短4年时间里，免费获得了康泰生物62.16%的股权，同时还获利约1.6亿元。

高！真的是高！

但这只是杜伟民财富征程的开始。

2015年6月，康泰生物在证监会网站披露招股说明书，再度冲刺A股。

在IPO前夕，公司又离奇出现了自然人股东与PE机构之间的股权转让多达20余次。

为此，证监会在反馈意见中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包括康泰生物此前所存在的股权代持、IPO前夕频繁的股权转让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和国资流失，以及实控人杜伟民与此前IPO被否公司的关系等多个敏感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康泰生物始终没有给出充分解释。

不过，2017年2月，康泰生物还是顶着证监会“国有资产流失”等一连串发问，IPO闯关成功。

上市以后，康泰生物股价从3.29元/股的发行价，一路暴涨到143.1元/股。短短3年，涨了43倍。

杜伟民本人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离婚前总资产超过500亿元。

从长生生物、到江苏延申，再到康泰生物，杜伟民的三场造富游戏如出一辙：都是以极低的价格重组老牌疫苗国企，然后通过股权转让、冲击上市等方式牟取暴利。

而这三场造富游戏，也无一例外地遇到了一些波折。

最著名的是，2018年，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前后15人被抓，长生生物摘牌退市，主角高俊芳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但这一切已经和杜伟民没什么关系了，没有人会找到他的头上。

从长生生物获得第一桶金的这场游戏中，杜伟民早在2007年就已全身而退。

10年时间，足以尘封他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一切故事。

第二次是2009年3月，大连金港迪安狂犬疫苗在抽检中被发现造假。

食药监总局在随后的突击检查中，发现江苏延申有五批产品涉嫌造假。此时，已经有18万支疫苗全部被注射进了病人体内。

但那一次，延申的产品没有召回，也没有对受害者进行追踪与补偿。

江苏延申只因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处罚金300万元。总经理和五名员工被判刑。韩刚君和杜伟民则安然无恙。

不仅如此，杜伟民还如有神助地在危机爆发前，将所持股权转让给了先声药业。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杜伟民借此套现2亿元。随后，先声药业索赔，杜伟民补偿5000万元私了。

照此计算，这笔生意，杜伟民只是在国外远程操纵了一下股权买卖，在没有参与任何实际经营的情况下获利约1.4亿元。

杜伟民距离危机最近的一次，是在2013年底。当年12月13日，媒体曝光了康泰生物乙肝疫苗涉嫌致2名婴儿死亡。一时间，舆论哗然。

两天后，国家药监局勒令康泰生物停产部分批号乙肝疫苗。

与此同时，又有多起类似死亡病例出现。在短短十天时间里，共有8名新生儿在接种康泰的乙肝疫苗后死亡。

一时间，有媒体将杜伟民冠以“杀婴者”的名号。康泰生物的声誉也跌入谷底。

但2014年1月3日，食药总局和卫计委的调查显示：所有的婴儿死亡为偶合死亡，疫苗质量没有问题，并归还了康泰生物的生产证书。

可短短8个月后，类似死亡病例再次出现。

2014年9月，武冈一男婴在接种康泰生产的乙肝疫苗后，于次日凌晨死亡。医院给出的死亡原因是：因接种乙肝疫苗后合并双肺出血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随后，湖北省专家诊断小组给出调查诊断：受种者接种重组乙型肝炎疫苗（酿酒酵母）后死亡不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属于偶合症。但不排除乙肝疫苗接种后诱发脑、肺、心等较严重的基础性疾病的可能。

孩子母亲为此将康泰生物告上法庭。但最终法院只判定康泰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费用。

此案没有引起太多舆论关注，很快不了了之。

长袖善舞的杜伟民，真可谓“危机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杜伟民唯一一次“失算”，是被卷入一场行贿案件。

北京高级法院的一则审判书显示，2010年至2014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议中心副主任尹红章非法收受杜伟民47万元。尔后，尹红章对杜伟民的产品项目审批给予了大力的“关照”，2012年，杜伟民公司的多个项目一路绿灯，顺利获批。

而尹红章的老上司，正是因长生生物疫苗造假落马的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副局长吴浈。

不止如此，吴浈还与江苏延申从往甚密。

2016年11月，时任《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杜涛欣实名举报吴浈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举报信中指出，在江苏延申狂犬疫苗制假案中，吴浈不仅没有及时采取召回措施，还将2009年3月的制假案瞒报至2009年12月。就在瞒报期间，吴浈还为江苏延申“站台”，帮助其获得了160万人份甲流订单和甲流疫苗生产GMP证书。

不可否认的是，杜伟民入主后，康泰生物的业绩迅速腾飞。

一方面，他为康泰生物带来了四联疫苗、Hib疫苗和麻风疫苗等几款新产品；另一方面，他利用强大的营销能力极大提振了乙肝疫苗的销量。

杜伟民的绝招是：用低价摆平一切竞争者。

在政府的招标中，乙肝疫苗单人份的出厂价格本来在15元左右，康泰生物直接报价6.9元。

杜伟民的报价比竞争对手的成本价还低。毕竟，国家规定的出厂价都需要9.3元。

结果，泰康生物拿下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项目的大笔订单。

怪异的是，如此低的价格，泰康生物却还可以长期保持80%以上的毛利率。

杜伟民将泰康生物打造成了一家标准的营销驱动型企业。尤其是2017年以后，营销费用高得离谱。

2017年，康泰生物实现营收11.6亿元，销售费用则达到6.1亿元，比企业的采购成本还高，营收占比高达53%。

而康泰生物的订单主要来自政府招标。公司前5大客户，全都是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正规招标不会产生太多营销费用。6.1亿元的销售费用，去向成疑。

在杜伟民手中，康泰生物完全变成了一个家族式企业。前妻、妹妹和侄子等一众亲信，相继成为公司直接持股股东。

作为乙肝疫苗龙头，康泰生物乙肝疫苗累计销量超过10亿支，市占率超过50%，贡献了近4成营收。

乙肝疫苗俨然成了杜伟民的印钞机。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康泰生物的乙肝疫苗生产技术，是美国默沙东公司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低价援助中国的。

1988年，中国乙肝疫苗研发陷入僵局。中国政府代表团赴美国，与默沙东公司谈判引进重组rDNA乙肝疫苗技术。

一开始，默沙东公司希望向中国销售疫苗：每个新生儿需要3支疫苗，价格约为100美元（与美国市场价格相同）。

中国每年有2000万新生儿，意味着每年要花费20亿美元购买疫苗，大约相当于中国当年税收的十分之一。

谈判陷入僵局。

为了保护新生儿免受病毒侵害，最终，默沙东总裁瓦杰洛斯决定以700万美元的底价，将这项技术转让给中国。

这几乎相当于无偿援助。这个数字，甚至不足以支付默沙东培训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派遣员工去中国的费用。

因为这个决定，默沙东公司在其后30年减少了约600亿美元的营收。

而康泰生物的成立，正是为了承担乙肝疫苗国产化的重任。

瓦杰洛斯有句名言：“科学和良心的结合，将解决几乎所有问题。”

如果瓦杰洛斯知道，自己人道主义援助的乙肝疫苗中国国产化，会产生杜伟民这样的神迹，不知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