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李欣醍 8月25日,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集团的IPO计划正式启动,招股文件的首度公开,披露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 人们容易关注到蚂蚁集团180亿元的净利润。这个数字远
文/李欣醍
8月25日,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集团的IPO计划正式启动,招股文件的首度公开,披露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
人们容易关注到蚂蚁集团180亿元的净利润。这个数字远不能与大型银行相比:180亿元,相当于“宇宙行”工行的十七分之一,招商银行的五分之一。
如果将蚂蚁视为一家金融机构,那么它的营收和利润的确难以支撑2000亿美元的估值。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蚂蚁的业务布局并未追求传统金融体系下的利益最大化。招股文件中的一些数据显示,蚂蚁正在尝试的,是通过科技打开一条普惠金融的新赛道。这条赛道很难在短期内提供高额的利润,但它解决了社会客观存在的金融服务需求,拥有巨大的市场前景。
普惠金融的难解
2005年,联合国首次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一年以后,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尤努斯因·格莱珉银行在普惠金融方面的成功实践,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974年,格莱珉在一次乡村考察中发现,当地编织竹筐的农妇陷入了“低收入陷阱”中:因为没有结余,她们每天都要借高利贷才能买到编织材料,而卖掉竹筐的收入只能满足每日的吃穿。这就导致她们始终被放贷者吸血。
尤努斯向42个农妇提供了27美元的借款。由于可以自己买到材料,农妇们每天都有了些许结余。伴随着存款越攒越多,她们很快还上了这笔借款。这让他意识到了普惠金融的意义——“穷人”之所以穷,有时候只是缺少一次跳出陷阱的机会。
然而,对于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沉默的大多数”来说,如何获得金融服务,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几乎是一个不可解的难题。
障碍出现在普惠金融的定义里:“可负担的成本”。当时的传统金融机构完全无法解决成本问题。
普惠金融的受众,往往只需要相对小额的信贷资金。但对银行来说,100万元以下的贷款几乎无利可图——小微企业、草根个体经济能力相对弱,且缺乏足够的征信记录,银行很难判断他们的信用水平和还款能力。而且,银行的审核和风控都以人工为主,成本高。同样是做一套调查、审核,贷出去100万元肯定比贷出去10万元赚的更多。
所以,一个吊诡的现象是,中国的小微企业平均在经营第四年获得首次贷款,而它们的平均生存周期只有3年。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遵循“二八定律”,服务20%的群体,赚到80%的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决定。即使是100万-1000万元的小企业贷款,银行做的也不是很香,因为不良率高。2019年年中的数据显示,中国银行业100万-1000万元的小企业贷款不良率达到5.9%,远高于整体贷款业务2%的整体不良率。
100万以下,才是普惠
2009年阿里小贷成立时,起因是淘宝中小商家当时贷款难。淘宝的中小商家是当时的新职业——他们需要的贷款额度未必很高,但需求频繁,进货周转后很快可以还钱;他们在传统金融机构能够提供的信息有限,“网上卖东西”甚至很难被承认是一份正规的职业。
彼时,数百万小商家在融资上的难处已经凸显,而当时爆发的次贷危机让这种境况雪上加霜。阿里必须为这些组成自身肌体的小商家提供保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做普惠金融的动机是印刻在阿里基因里的。
马云为时任阿里小贷CEO的胡晓明划定了一条红线——只做100万元以下的小微贷款。这个决定并非没有争议,毕竟100万元以下的贷款利润实在过薄,为了维持阿里小贷的健康生存,是否有必要也接入一些大额度的贷款?
最终的决定是,100万元的红线不能动。因为100万以上的贷款实在太好赚了,如果没有这条红线,KPI会很快将阿里小贷带回传统金融机构的老路。与传统的“二八定律”相反,马云为阿里小贷设定的目标是“八二”:服务80%的群体,赚20%的钱。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必须得控制住单笔贷款的成本。阿里小贷提出的模式是“310”——3分钟申请,1分钟放款,0人工介入。要实现这一模式,依托于自动化的风控和审贷体系,以及完善的技术平台。淘宝数百万的小商家在平台上的交易、经营数据,成为风控的起点。
除了观察小商家本身的数据,还要把它与同类店铺的数据记录做对比,从而判断融资需求——例如,在旺季时给出更高的额度,便于店家扩大进货量。
通过这一模型,阿里小贷能实现传统银行不能做到的精准判断。例如,某商家在“双十一”期间获得了远高于日常的销售额,单靠这个数据为商家提供授信,很可能会出问题;通过和商家历史业绩、同类商家业绩的比较,“双十一”的超常表现就能得到客观评估。
而今,在网商银行的客户中,小微贷款的不良率仅为2%左右,远低于传统金融机构小微贷款5.9%的不良率。在成本上,两者也有巨大差别,胡晓明曾经透露,“310”模式下的单笔贷款运维成本仅为2元,而传统金融机构的成本是2000元。
先把人当好人看待
很少有人关注到的一点是,蚂蚁和传统金融机构的风控,在理念上差别巨大。传统金融机构倾向于将申请者视为“坏人”,需要提交足够的证据来反驳这一点。最容易理解的例子是信用卡申请:要想让信用卡通过,你得填一张巨大的申请表,证明自己拥有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和靠谱的社交圈。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2010年,中国仍有74%的家庭从未申请过信用卡。对于中国人而言,取得正规、安全、相对低利率的消费信贷服务,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而蚂蚁则倾向于将所有人视为可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好人”,只要不能证明他们有问题,就应该得到服务。“即使100个人里有10个有问题,我们也不应该放弃剩下的90个。”胡晓明如此说。
花呗就是一个例子。2015年,当花呗最初诞生之时,它被看做是解决“双十一”支付问题的兜底方案:当银行的系统无法承载短期巨量的交易时,花呗先帮买家把钱垫上完成交易,再慢慢和银行结算。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花呗要为用户“垫”多少钱?给每个客户多少额度?花呗采取了“小步快跑”的形式。对几乎没有留存任何信息的客户,花呗也愿意给出少量的额度。而每一次使用,每一次信用积累,都成为后续提升额度的依据。
招股文件显示,过去一年间,花呗、借呗累计服务了5亿用户。而此前蚂蚁曾公布,花呗用户中70%没有信用卡。这意味着,花呗、借呗真的触达了传统金融机构不曾服务的草根群体。
普惠版图的想象力
经历十年,蚂蚁逐渐“爬”出了一张普惠金融的初步版图。从招股文件中,我们可以窥见它的全貌:
7.3亿用户在使用蚂蚁的数字金融服务,过去一年累计有5亿人使用花呗、借呗,网商银行过去一年服务了2000万小微商家。蚂蚁集团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线上消费信贷和小微经营者信贷服务平台,信贷余额达到2.1万亿元。其中,98%的信贷余额规模来自与蚂蚁合作的银行或持牌金融机构。
从体量来看,中国作为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着最大的普惠金融群体。政府对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尝试也给予鼓励和支持。今年8月,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透露,中国目前有2360万家小微企业获得了银行贷款。这个数字,显然不可能依托传统金融模式实现,科技+金融的融合是大势所趋。蚂蚁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上的技术与经验优势,也能被传统金融机构部分借鉴——2019年6月,胡晓明宣布,已有50家金融机构复制了网商银行的“310”模式;而今年3月,联合网商银行,通过“310”模式实现无接触贷款的金融机构已经超过100家。
普惠金融业务利润率低,蚂蚁集团利润也确实远不及银行。但是,衡量一家公司的价值,是否只有赚钱这样一个标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说,金融并非为了赚钱而赚钱,它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社会的目标。现代金融业的繁荣发展和暴利,几乎让人忘记了金融服务当初是为什么出发的。
如果一家公司能解决社会需求,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产、生存困难,那它赚的钱少一点,又有何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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