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巨头如何操控了我们的生活？

互联网巨头如何操控了我们的生活？

• 来源:网络
• 更新日期:2020-09-10

摘要：　　撰文：王青 　　9月8日，《人物》杂志的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发网络热议。文章指出，在平台系统的算法驱动下，外卖骑手疲于送单，导致他们违反交规、与死神赛跑。随后，饿

　　撰文：王青

　　9月8日，《人物》杂志的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发网络热议。文章指出，在平台系统的算法驱动下，外卖骑手疲于送单，导致他们违反交规、与死神赛跑。随后，饿了么紧急发文《你愿意多给我5分钟吗？》，表示将在平台上增加一个”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的新功能。文章一经发布，旋即引发网友的强烈不满。许多人认为，新增的这一按钮不但撇清了平台利用算法压榨劳动者的事实，还将劳资双方的矛盾与其中的道德责任转嫁到了用户身上。昨晚，美团也发表声明，称美团外卖从优化系统、安全保障、改进骑手奖励模式、骑手关怀和倾听意见等角度改善外卖骑手的工作状况。

　　近年来，互联网巨头利用算法进行压榨与控制的事件屡见不鲜。无论是996的工作困境，还是由算法推荐带来的信息茧房，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状况与平台垄断的商业环境之下，我们和文章中的外卖骑手一样，都被困在平台的系统里。尤其是在监管缺位、工会缺失的情况下，处于结构性弱势位置的个体不仅缺乏发声的通道，甚至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在西方，这种互联网平台的算法霸权也持续受到学者与媒体的关注。随着亚马逊、谷歌等互联网平台在经济层面占据垄断性地位，他们如何借由大数据算法操控与重组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等话题一再进入公众舆论场。

　　9月初，美国著名刊物《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发布了一份名为《科技巨头的操控圈套：谷歌、亚马逊与脸谱网如何控制我们的生活》（The Big Tech Extortion Racket：How Google, Amazon, and Facebook control our lives ）的报告。报告中，作者巴里·林恩（Barry Lynn）详细讲述了亚马逊、谷歌、优步等科技巨头是如何通过算法技术垄断市场，操控买/卖双方，甚至控制人们的欲望和恐惧。（*据《哈泼斯杂志》称，这份报告节选自作者即将出版的新书Liberty from All Masters: The New American Autocracy vs. the Will of the People）

　　操控买方与卖方：

　　市场垄断与不公平竞争

　　在《哈泼斯杂志》的这份报告中，作者首先分析了亚马逊是如何操控第三方零售商，并指出其作为美国最大的零售电商平台，不仅控制着网站上的第三方卖家，强迫他们为广告付费，同时也逼迫第三方卖家与亚马逊直营和其他独立卖家展开不公平竞争。

　　作者表示，第三方卖家之所以选择亚马逊，是因为他们很难在网上找到别的获客渠道。根据去年收集的数据显示，66％线上买家会先从亚马逊上搜索产品。其中，从亚马逊上搜索特定产品的占比达到74％。简单来说，如果卖家不出现在亚马逊上，它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于市场之中。

　　然而，这些依赖亚马逊的第三方卖家很快发现，亚马逊有无数的手段和方式操控他们。一方面，亚马逊可以控制产品信息的呈现方式（例如，哪些信息最优先被呈现在消费者的眼前），也可以控制和操控产品售卖的价格（2017年圣诞节前夕，亚马逊任意地将许多第三方供应商的价格下调了9％）。

　　随着亚马逊自营业务的扩张，官方甚至可以通过盗取第三方卖家的销售数据，预测与复制受到欢迎的商品。去年，亚马逊(Amazon)的自有品牌206 Collective因为销售一款模仿运动品牌Allbirds的削价山寨鞋而被该品牌发文控诉。但是亚马逊表示，这款鞋是受到消费者潮流趋势启发而推出的产品，并未对 Allbirds 的设计造成侵权。

　　操控交易还体现在优步利用用户数据实行的定价策略上。在一份承认价格歧视的声明中，优步暗示，他们的目标是向富人收取更多费用。公司的定价系统旨在确定特定地区的用户愿意支付多少，并根据他们的支付意愿相应收费。

　　对于不知情的用户来说，优步的价格似乎主要受到供需关系的调控。例如在高峰时段价格会”上涨“。但实际上，价格波动与需求无关。在高峰时间和非工作时间价格都会上涨。优步拥有大量”用户去哪里以及什么时候去的数据缓存，这些数据不仅为优步提供了用户每日的出行习惯，也提供了用户在特定地点的购物与日常行为习惯。例如，在特定时间段用车的紧急程度；是否每周四晚上都有一个约会等。

　　操控大脑：窃取数据与信息洗脑

　　同时，作者还分析了谷歌、脸谱网等是如何通过窃取、学习与重组用户的个人数据，对个人的欲望、恐惧甚至意识形态加以操控。

　　以谷歌为例。谷歌通过技术手段与业务扩张，吞噬了海量的用户数据。虽然它一再表明数据隐私的安全性，但从现实来看，这些数据被运用到算法系统中，并通过广告、信息推荐等，呈现在特定的人群眼前。2018年，一位名叫迪伦·库兰（Dylan Curran）的爱尔兰技术专家下载了谷歌从他身上收集的所有数据信息：总计5.5 GB的生命数据，相当于300万个Word文档。

　　在《卫报》的一篇文章中，迪伦写到：

　　“我曾经浏览或点击过的每个Google广告，我曾经启动或使用过的每个应用程序，我曾经访问过的每个网站.......都被一一保存。谷歌还拥有我曾经搜索和保存的每张图片，曾经搜索或点击过的每个位置，曾经搜索或阅读过的每则新闻以及自2009年以来我所搜索过的每一个关键词与相关页面，甚至还包括自2008年以来我搜索或观看过的所有YouTube视频。”

　　除此之外，迪伦还发现，谷歌不仅详细记录了他参加过的活动，还保留了他曾经发送或接收的所有电子邮件，包括已删除的电子邮件。

　　海量的个人隐私数据让谷歌得以引导用户购买特定产品，阅读特定文章，为特定人投票或对特定群体产生特定的“偏见”。换句话说，谷歌的业务是以操控个人思想，观念，恐惧和欲望的能力为基础的。在美国大选期间，不少西方媒体就曾报道弗拉基米尔·普（Vladimir Putin）和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利用谷歌和脸谱网传播撒谎和错误信息。这些谎言和错误信息不仅严重扰乱了美国社会，也让互联网巨头成为特定政治势力的代理工具。

　　在巴里·林恩看来，互联网巨头已经成为西方历史上最强大的中间商：他们各自为政又相互勾连，每一家公司都镇守一片广阔的信息疆土，为不同的消费者编织特定的产品服务。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对科技巨头的“通天权力”进行有效限制与监管。于是，这些互联网巨头不仅形塑了我们对生活的渴望，对自我的追求，甚至塑造了我们对于“我是谁”、“我要成为谁”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