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最有可能抢走TikTok？看看它给政府送了多少钱

甲骨文最有可能抢走TikTok？看看它给政府送了多少钱

• 来源:网络
• 更新日期:2020-09-16

摘要：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华静泊 　　9月13日，微软官方发布公告，表示此前收购Tik Tok的邀约已被字节跳动拒绝。如此一来，有意竞购Tik Tok的美国企业，就只剩下甲骨文（Oracle Corpo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华静泊

　　9月13日，微软官方发布公告，表示此前收购Tik Tok的邀约已被字节跳动拒绝。如此一来，有意竞购Tik Tok的美国企业，就只剩下甲骨文（Oracle Corporation）一家。

　　虽然又有最新消息指出Tik Tok事件的最终解决方案并不是特朗普当初扬言的“完全收购”，而是仅仅将涉及美国用户隐私数据的管理交由甲骨文处理，主要业务仍归字节跳动所有，双方为“技术合作”关系。不过我这篇文章并不想再赘述Tik Tok事件的始末或预测走向，而是着眼于为何字节跳动最终选则与甲骨文合作？具体原因自然是复杂的，但要说帮助甲骨文“笑到最后”的法宝，一定少不了美国政治中最核心的一项技能——游说（Lobbying）。

甲骨文创始人埃里森与蓬佩奥会面

　　（一）

　　与一众美国信息技术（IT）企业相似，甲骨文创立于美国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爆发的80年代，稍晚于微软，但早于谷歌和亚马逊。同样地，在本世纪之交的那数十年时间里，甲骨文和IBM、惠普等企业一样，靠着在服务器、数据库、存储等方面的业务，大赚特赚，长期享受着高额的利润。就1989年，我国也对甲骨文开放了市场，行业涉及金融、电信、能源，甚至是政府机构，令其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

　　2000年，甲骨文市值一度冲到最高点，每股达到45美元，甚至略高于当时的微软（约40美元）。二十年后的今天，微软的市值过万亿，每股超过200美元。而甲骨文的股价，只有不到60美元。谷歌、亚马逊、脸书等企业，更是后来居上，纷纷进入“万亿市值俱乐部”。最近十年，由于中国互联网公司和云服务的崛起，甲骨文更是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地盘被新兴公司蚕食。2013年，甲骨文在中国的大裁员，还曾掀起不少的波澜。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止步不前，甚至有些倒退的老牌企业，却在游说上，出手大方。

　　据纽约时报数据，2019年，市值仅1700亿的甲骨文，在联邦游说上，花费超过821万美元。相比之下，市值1.5万亿的微软，花费1030万；市值1.03万亿的谷歌，则花费1278万。在支持特朗普连任上，甲骨文公司以及高管们，也通过各种渠道，向特朗普“献金”大约70-120万美元。要知道，大多数硅谷公司和华尔街企业，可都是特朗普的“敌人”，政治献金也基本都流向了他的对手拜登和其所在的民主党。

　　既然花了这么多钱“搞关系”，甲骨文自然是得到了特朗普和国会的“双重赞赏”。上个月，特朗普还曾在一次讲话中，称甲骨文是一个“伟大的公司“，其创始人兼CEO拉里·埃里森，也是一个“优秀的人”，特朗普还相信甲骨文可以“搞定”Tik Tok问题。最近，美国卫生部更是将疫苗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抢手业务”，交给了甲骨文。

　　这样一个“明日黄花”的公司，为何对游说如此大手笔？甚至比互联网巨头们还要大方？这是因为游说，是美国政府和商界互动的最核心技能，只有用好这项技能，才能发财。

　　（二）

　　美国的游说文化，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那天起，就已经存在了。各式各样的企业，为了自己的产品和业务能得到政府的审批、推广或肯定，一定是需要向当权的官员和政客们“推销”的，毕竟“酒香也怕巷子深”。久而久之，除了企业自身的公关团队，职业说客（Lobbyist）团体应运而生。这些职业说客，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整个团队。他们游说的对象，可能是某位特定的官员，也可能是几十上百位国会和地方议员。

　　甲骨文公司的头号说客，是其公司副总裁肯·格吕克，此人曾任民主党参议员乔·利伯曼的助手。而利伯曼，则担任参议员一职长达24年，也曾两度角逐总统和副总统宝座。利伯曼虽然是民主党人，但一直以“独立派“人士自居，他还曾是民主党人小布什政府幕后的主要人物之一，在伊拉克和以色列等重要问题上，都曾参与决策。这样一位“两党通吃”的大佬，其助手的关系网一定是十分强大的。

2016年12月，肯·格吕克（左一）被拍到出席特朗普的科技圆桌会

　　靠着参议员的关系，甲骨文公司的59名说客们，在格吕克的带领下，曾在一个十分冷僻的版权问题——反垄断和滥用消费者数据等问题上，对互联网巨头谷歌穷追猛打，使对方毫无招架之力。此外，由于甲骨文公司的指控，亚马逊曾被迫放弃一份价值100亿美元的军方订单。老牌互联网公司微软也难逃其手，在格吕克的不断“努力”下，比尔·盖茨曾不得已接受国会质询，不少业务也受到了联邦政府的限制。

　　不少人可能都注意到，美国政客下台或退休后，并不会立马归隐山林，多是谋求事业第二春。身居高位的总统们可以发挥写书和演讲这类传统艺能，其它官员和议员们很多就选择了成为职业“说客”。中美恢复建交的主要推手，美国的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退出政坛后，便成立了一家名为基辛格联合公司的咨询企业。为美国运通、可口可乐、韩国大宇、爱立信等一众知名企业，都曾提供过游说服务。而这家公司，也吸引了美国前国务卿、中情局局长、外交官、州长、国安顾问等许多退休官员和政客继续“发光发热”。脸书网的首席说客凯特琳·奥尼尔，就曾是现任众议员议长佩洛西的幕僚长，谷歌也曾聘请小布什政府的助理检察长肖恩·麦克劳林为自己在国会和政府游说。据说，这些“手眼通天”的说客们，年薪轻而易举就可以超过百万美元。

　　有了这些资深政客们的游说，美国公司在处理与政府关系当中，自然是如鱼得水。就算不能搞定总统，搞定一些国会议员对他们来说还是轻而易举的。众所周知，美国政治实行三权分立，总统定下的法律，需要国会通过，大法官则可以随时叫停。由于大法官通常不轻易出手，搞定国会，也就相当于搞定了美国政坛的一半。特别是当国会多数成员和总统不是同一党派的时候，众议员和参议员的话语权，就更大了。根据统计，2018年美国五大科技巨头：脸书、苹果、亚马逊、微软和谷歌，在政府游说上的花费超过6500万美元。曾经在游说上出手阔绰的华尔街金融界，已经追不上这些科技企业，但美国排名前五大银行，2018年还是花费了至少2600万美元。

　　聊了这么多，说客一职，说到底就是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帮助各行各业，在政府和政客之间“跑关系”。为了搞定这些美国政客，中国企业也难以逃脱游说的套路。彭博社曾报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华为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游说费用高达180万，全年共花费300万美元。早在2012年，也就是华为上一次遇到类似危机的时候，也曾花费120万美元进行游说。危机解除后的几年，该项费用逐年下降，2017年只有6万美元，2018年则是16.5万。同样为行业巨头的德国汽车企业大众，从90年代开始，每年都稳定地支出100万美元左右的游说费用。与美国“亦敌亦友”的三星集团，从2012年的100万美元开始，每年游说费用都在增加，2019年超过340万美元。

华为每年游说费用（来源：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opensecrets）

　　（三）

　　企业或某个行业协会进行游说，在官员和政客之间“跑关系”，比较好理解，毕竟做的都是大生意，政府随便一条新政出台都可能令这些企业破产或发财，“花钱消灾”的道理大家都懂。然而游走在华盛顿特区的说客们，最大的客户，其实是大大小小的海外政权或政治团体。

　　2015-2017这两年间，中东“土豪”沙特，就“突击消费”超过1800万美元，雇佣140多位说客和25家顾问公司，游说美国政府和国会。如此巨额的游说费用，最终促成了沙特成为2017特朗普上台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奥巴马政府留下的“冰冷关系”重新回暖。据美国智库“响应政治中心（The Centre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统计，自2016年以来，在游说美国政客上，日本政府共花费1.37亿美元位列第一；韩国9800万排第二；紧随其后的是百慕大（8600万）、沙特（8300万）和巴哈马（8000万）。利比里亚、马绍尔群岛、以色列、爱尔兰都名列前茅。这些国家大都是美国的盟友，或是与美国利益紧密捆绑的国家。与这些需要给美国“拍马屁”的国家截然不同，我国政府在此项上的花费，据报道每年不到200万美元。而俄罗斯，在此项的开支上据说更低。一些俄罗斯政府官员和专家认为，与其花钱去美国“跑关系”，不如将资金投在对外媒体运营上，例如“网红”媒体：今日俄罗斯。

　　有意思的是，我国台湾地区，其政府最近几年每年在游说美国政客的花费也都在200万美元上下，2017年更是达到330万美元。如果算上具有其政府背景的机构（旅游部门、贸易推广部门）以及党派，台湾每年在该项目上的花费则在280-500万美元之间。2016年12月，特朗普刚刚当选总统，还未走马上任的时候，就破天荒的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了电话。当时有消息指出，这起事件的幕后推手，就是职业说客鲍勃·杜尔，一个曾经担任美国参议员27年的共和党元老人物。为了这一通电话，蔡英文政府至少支付了14万美元。

　　从后来发生的事实看来，台湾政府每年在游说上的“大出血”，不得不说，还是有一点效果的。相比之下，一般更注重政府间或官方外交的我国，自从特朗普上台后，也算是再次见识了美国政客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本质。针对美国政治体制，上至总统，下至平民百姓的“全方位”交往策略，或许更加有效。

　　（四）

　　对于华为或字节跳动这样的出海企业来说，在游说或公关方面长期稳定的投资，比“临时抱佛脚”可能更加有效。其实中国企业的产品早已经得到了美国消费者广泛的认可，那企业要做的，就是持续不断的，在美国民间和政坛，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不要让个别对中国持有偏见的政客，带偏整个市场。

　　对于国家来说，不仅和企业一样，要积极在海外树立“品牌”形象；同时，针对美国这样“商业思维”浓厚的国家，要有针对性的，从谋求共同利益的角度出发，与一些政客建立稳定关系。例如前些年，因为与我国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一些华尔街大鳄就一直充当着“中国说客”的角色。现如今，美国社会和政坛高度分裂的局面已经出现，失去理智的美国政客似乎也越来越多，我们不能指望这些政客“亲华”，但适度的游说或公关策略，一定有助于扭转那些被恶意“妖魔化”的国家形象，向大众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一天天临近，特朗普政府一定还会为了转移其国内矛盾，不择手段针对中国做出更多无下限的动作。对于这些疯狂甚至有些无厘头的行为，我们自然不必过分放在心上。但无论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当选，中美双方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是不会变的。理解和利用包括游说在内的美国政治技巧，在解决国际问题、保护我国出海企业方面，或许都有所帮助。